摘要：節日文化傳承對當代鄉村發展是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對兩者關系的研究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以皖南績溪縣伏嶺村春節習俗傳承為個案，從鄉村社會網絡以及村民對鄉村公共活動的參與程度、村民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程度、村民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村民之間的互助與合作程度、村民的道德水準、村落文化符號的影響力等多個維度透視，發現對于鄉村發展來說，社會資本甚至比經濟資本、人力資本更具有根本性意義，而節日文化傳承對于鄉村社會資本存量有著重要影響。可以說，鄉村發展不僅需要經濟資本、人力資本，還需要社會資本。更多情況下，社會資本甚至比經濟資本、人力資本更具有根本性意義。

關鍵詞：節日文化；鄉村發展；社會資本；社區研究

民俗學界的節日文化研究不僅成果豐碩，而且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也頗為值得稱道，但極少關注節日文化傳承對于當代鄉村發展的意義問題。在鄉土中國，節日文化與鄉村有著歷史的、內在的關聯，重視田野的民俗學者往往把節日文化研究放置在村落語境中，明顯意識到了鄉村是承載節日文化的重要“場域”，然而，節日文化傳承對于當代鄉村發展的意義卻被忽略了。本文擬以皖南績溪縣伏嶺村春節為個案，研究傳統節日文化傳承對鄉村社會資本的影響，拋磚引玉，期待更多同行關注節日文化傳承與當代鄉村發展問題。

一、節日文化的研究視角概述

借用韋勒克和沃倫“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說法，我們將節日文化的研究視角分為“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內部視角是指對節日文化本身的研究，包括節日文化的形態、內涵、歷史、特點、傳播等；外部視角則是把節日文化放置在各種社會關系網絡中，研究其當代傳承的功能與價值等問題。外部視角是極其多樣的，其中有三種外部研究視角最為重要，即國家/民族視角、個體視角與鄉村社區視角。

新世紀以來，國家/民族視角是頗受重視的。一方面，費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覺”觀念得到了學界廣泛響應，人們開始反思不同歷史時期國家意識形態與政策、制度摒棄傳統節日背后的文化邏輯與民族心態，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國力強盛，重視傳統節日是國家/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現；另一方面，基于文化認同理論與文化再生產理論，傳統節日文化對于建構國家/民族認同方面的現代價值得到闡發，如高丙中多次提出：“討論節日問題，我們需要上升到共同體的層次，也就是在國家時間制度的層次思考問題”，“國家對節假日的制度安排應該考慮如何充分利用節假日作為社會文化再生產的機制，以便通過民族文化的生活傳習來增強民族認同。”此外，傳統節日儀式中所表征的國家/民族認同意識，也是節日文化研究中國家/民族視角的重要切入點。

從個體視角研究節日文化，直接相關的理論有身體敘事理論、記憶理論等，其實，個體經驗與記憶的“深描”本身就包含著“文化的解釋”，敘述文本自身就是一種理論。在文學領域，有極其豐富的節日文化的個體經驗與記憶的“深描”文本，如魯迅的《社戲》、羅念生的《龍燈》、豐子愷的《端陽憶舊》、汪曾祺的《端午的鴨蛋》等，這些文本同時也是民俗學者再闡釋的材料。此外，民俗學者在田野調查中還可以讓不同年齡、身份的人講述他們的節日經驗與記憶，他們的講述不僅僅是民俗學者的研究材料，而且不同的敘述本身就構成了關于節日文化的多維闡釋。

鄉村社區視角則是介于兩者之間，同時又勾連兩者的中觀研究。中國的鄉村社區研究起步很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形成了“現代中國社會學派”，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村社區研究一直是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熱點。但無論前期還是后期，“國家與社會”成為分析鄉村社區的基本框架，這一框架本質上仍然是以“國家”為視角的鄉村社會研究，鄉村社區只是這一視角下的“樣本”。以鄉村社區作為研究視角則與此不同，它強調鄉村社區是主體，是出發點，即從鄉村發展本身來闡釋、評價鄉村社會與文化，來理解文化再生產與文化認同，在鄉村社區的社會與文化關系網絡中解讀個體的文化經驗與文化記憶。本文由此提出，以鄉村社區作為視角的節日文化研究主要關注傳統節日文化傳承對鄉村社區文化建設與鄉村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意義。這方面已經有學者做了一些探索性研究，這些研究雖然討論了傳統節日文化與鄉村發展之間的關系，但并沒有形成一種分析的模式或基本框架，本文嘗試以社會資本理論為主軸，建構一個分析框架。

二、社會資本理論作為分析框架的引入

20世紀80年代之后，在布迪厄、科爾曼與普特南等人的推動下，社會資本概念在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一個多學科共用的概念，但學界對社會資本的理解各有側重，如亞歷山德羅·波茨說：“社會資本指的是，處在網絡或更廣泛的社會結構中的個人動員稀有資源的能力。”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不管對于個人，還是社會組織或共同體而言，社會資本都是一個積極的概念，社會資本豐厚，就意味著有更多利于發展的資源。普特南指出：“在一個擁有大量社會資本存量的共同體中，生活是比較順心的。”科爾曼也認為：“社會組織構成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為人們實現特定目標提供便利。如果沒有社會資本，目標難以實現或必得付出極高的代價。”對于鄉村社區而言，良好的社會資本存量有利于其發展。

由于社會資本主要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無形的，不可量化的，甚至不易辨識，我們如何來衡量鄉村社區的社會資本存量呢？進而言之，我們可以從哪幾個維度評估節日文化對鄉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影響呢？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一般包括聯系、慣例和信任”，具體而言，包括客觀的社會網絡、組織與一系列相對主觀的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因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衡量社會資本，一是社會成員對各種社會組織的參與程度，二是社會成員的相互信任程度與道德規范水準。在這兩個基本維度上，本文設計了六個維度來衡量鄉村社區的社會資本。

一是鄉村社會網絡以及村民對鄉村公共活動的參與程度。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由于家族文化衰落，集體經濟解體，以及外出打工熱潮的涌現，傳統的社會網絡遭到了破壞。對此，社會學家憂心忡忡。然而，民俗學研究者卻發現，村民對傳統節日活動的組織與參與仍然是充滿熱情的，這為修復、重構鄉村社會網絡帶來了希望。二是村民對鄉村共同體的認同程度。對于外出打工的村民來說，“老鄉”關系可能是其最重要的社會資本之一；對于鄉村發展而言，鄉賢的“鄉愁”也是極其重要的社會資本。“老鄉”關系的建構以及“鄉愁”的生成，固然依賴于地緣關系，但其親密性則主要來自日常交往或節日、婚喪嫁娶、廟會等非日常的交往，交往建構、鞏固了村落認同。三是村民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在鄉村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知根知底，相互信任，是鄉村生活吸引人的重要方面，也是村民幸福感的重要來源。毫無疑問，相互信任離不開密切的社會交往，社會網絡可以說是相互信任的基礎。四是村民之間的互助與合作程度。村民是有互助合作傳統的，比如農具、耕牛共用，農忙時互助等。如今這些互助合作形式在大多數鄉村都逐漸消失了，但在傳統節日活動中的互助合作關系還有所保留，甚至衍生出了一些新的形態。五是村民的道德水準。在鄉土社會中，基于“禮”“俗”的力量，村民的道德水準總體來看一直比較高。然而，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多的村民成了“無公德的個人”，這已經成為制約鄉村發展的重要因素。六是村落文化符號的影響力。在鄉村旅游已經成為鄉村發展的重要路徑的社會背景下，傳統節日文化活動在村落文化符號的塑造與增值過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述六個維度雖然都是社會資本的重要表現形式，但并非無差別的并列關系。與大多數社會資本研究者的觀點一致，本文也認為社會網絡是中心，“老鄉”關系、“鄉愁”、信任、互助合作、道德等，都是在緊密的社會交往中產生的。與前五種社區內的“黏合性社會資本”形式不同，村落文化符號屬于對外的“橋聯性社會資本”，村民從其傳播與對外影響力中獲益。

三、個案：伏嶺村的春節

伏嶺村是安徽省績溪縣的一個行政村，2003年由原伏嶺上、伏嶺下、卓溪、半坑、新橋等5個行政村合并而成，本文主要調研了其中的伏嶺上與伏嶺下村。2003年之前，伏嶺上與伏嶺下村既是行政村，同時也是邊界較為清晰的自然村，村民基本上都姓邵。之所以選擇這個村，主要因為該村的春節習俗保留了較為豐富的傳統村落公共活動。具體而言，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舞。所謂舞，當地人也叫舞獅。表演者一般是正好年滿30周歲的人，當地人稱之為“值年的人”。表演時，一人舞獅頭，一人舞獅尾，還有一人挑著扁擔，扁擔前面掛一面鑼，后面掛一個大鼓，挑擔人負責敲鑼，后面跟一人負責打鼓，另有一人打鈸，一人打小镲，還有兩人負責收取“獅金”。大年初一這天，在一位老年人帶領下，按照一定路線，挨家挨戶表演。在伏嶺村，進門意味著祛邪除害，主人家多多少少會拿出一些錢給收取獅金的人，少則幾塊，多則上百，收取獅金的人會記下主人家的名字和金額。最后，“三十值年”的人把每家每戶的獅金數額寫在大紅紙上，張貼在村里公告欄中。這天，年滿30周歲的人都要跟著去舞，若有特殊情況，則要請親人代替。由于村子比較大，一般要表演一整天，甚至兩天，演員和樂隊的人都要不斷更換，整個隊伍多達幾十人。據村里老人所言，其實并非獅子，而是一種傳說中的神獸，比獅子老虎都要兇猛。北宋末年邵姓先祖遷居此地時人丁不旺，風水先生認為對面山上有石獅火虎作祟，就生造了一個“”字，并畫了一個“”的圖像，讓邵氏貼在家中進行供奉。明朝中葉之后，邵氏人丁興旺，伏嶺村已成績溪縣第一大村，邵氏后人遂于每年正月十五敲鑼打鼓祭祀神。是日，用布做成一只，身涂上五顏六色，顯示其勇猛，“村民們準備松明火把，齊集村頭，同時敲鑼打鼓，放三門銃、爆竹，并由兩個年輕人套入身，表演跳躍、猛撲等動作，群眾齊聲吶喊，向石獅火虎示威、斗猛，并繞村游行一圈驅趕一切邪氣”。由此可見，伏嶺村的舞可能是古老的儺舞遺留。

二是游燈。游燈、演戲過去都在正月十四日，現在為了方便在外工作的人回去上班，改在正月初四舉行。過去邵氏分為上中下“三門”，三門隊伍各自出發，會合后一起游燈，現在是伏嶺上、伏嶺下兩村同時開始游燈。2018年正月初四下午，我們跟隨村民來到伏嶺下村邵氏祠堂。祠堂的櫥窗里擺放著許多清朝流傳至今的戲服和盔頭。祠堂里許多老舊的紙燈都被擺放出來。傍晚5點，“值年的人”來齊之后，便開始點起松明火籃，由一個人挑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敲鑼打鼓的跟在其后。放完禮炮，隊伍便在鑼鼓聲中開始行進了。游燈的隊伍由專人帶隊，以保證村中每一條街道都要被走過。每走一段距離，“值年的人”就會在路邊放起煙花、禮炮，每一戶人家門口都站著觀燈的人，還有許多小孩手里拿著自家做的紙燈，在家長的帶領下，跑進隊伍中間，和隊伍一起前進。就這樣，天色越來越暗，隊伍越來越長，越來越亮，就像一條游走在街巷里的長龍。村民邵茂深的記述更為動情：“游燈隊伍按照規定路線，繞著村中的主要街道游行一圈。這時鑼鼓聲驚天動地，爆竹聲震耳欲聾。看游燈者擁擠在街道兩旁，形成一條人流夾道……看著這種熱鬧的場面，真可說是一種幸福的享受。”

三是演戲。晚上六七點鐘，伏嶺上、伏嶺下兩村游燈的隊伍在戲臺前匯合。戲臺背后的操場上擺滿了煙花，點燃后半邊天空都是明亮的。臺下的人個個抬頭看煙花，人頭攢動。煙花足足燃放了十多分鐘。據了解，當年的煙花花費大約6000元。燃放煙花之后，主持人就把“值年的人”依次請上臺。“值年的人”上臺后先向臺下鄉親鞠躬，再回頭上香，做自我介紹，然后“值年的人”在臺上站成一排，再向臺下鞠躬。當年“值年的人”有28人，其中伏嶺上村13人，伏嶺下村15人，有男有女。儀式之后，演出正式開始。先是表演一通舞，然后是伏嶺中心小學徽劇班和鑼鼓班表演“美女引鳳”和“戰鼓雷鳴”兩出戲，最后兩位老藝人表演“張飛祭馬”與“龍虎斗”。演出算不上精彩，但村民熱情很高，由于下著小雨，村民們都打著傘觀看演出。據邵茂深在《伏嶺舞》一書中所記，伏嶺村自1830年就開始組班演戲，演員都是本村15歲以下男童，一般從七八歲開始學戲，幾年下來，演出水平有的甚至不亞于專業演員。能演的劇目也很多，邵茂深統計有200多出。伏嶺村的演戲過去一般從正月十四開始連演三晚，由于節目豐富，演出精彩，十里八村的人都來看戲，很多人根本擠不進場子。“這幾天，伏嶺村成了集市，街上行人往來不絕，小販攤子很多”。

伏嶺村傳統的村落公共活動之所以能夠很好地傳承下來，主要得益于這個村有一個重要的習俗——“三十值年”。所謂“三十值年”就是當年年滿30周歲者的人自發組織起來，成為志愿者團隊，負責組織當年村里過年時的公共活動，包括舞、游燈、演戲、接茶等。其中演戲、接茶任務最為繁重。演戲要從29歲那年正月十八（現在是正月初五）開始接手，這天，要從值年者手中接下戲服和道具等。到了農歷十月十五，來年值年者聚到一起會餐，商議曲目，安排教習人員。演出期間，值年者還要負責維持秩序、后臺服務和安排演出人員飲食等。所謂接茶，就是請本門中所有男子吃一頓雞蛋茶面。如果當年值年的人比較多，往往從正月初三一直吃到十三。當然，接茶難免有攀比現象，起初，有的人家會在雞蛋茶面之外增加一些自制的糖果，后來，有的值年者開始大擺宴席。據說，1950年，村民邵之通“三十值年”時宴席標準是“六拼盤、兩干果、兩水果、六熱炒、兩點心、六大菜吃飯，八十四桌一起開，幫忙的就有一百多人”。現在，這種大擺宴席的現象已經很少見了，但是，值年的人至少還是要請參加演出人員和部分村里人吃面的，做面、洗碗等雜活都由值年者家屬來做。我們訪問了幾位值年者家屬，都說很忙，很累，但看到這么多人聚到一起，覺得很高興。

四、春節文化的傳承對社會資本的影響

毫無疑問，對于伏嶺村來說，“三十值年”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網絡。它維系、活化了諸多村里原初的社會網絡，包括家族、鄰里、親戚、同學、朋友等。它通過挨家逐戶地舞，儀式化地建構了村落共同體形象；通過組織集體游燈、放煙花、看戲，在一種狂歡化的氣氛中消解了村民之間的陌生感，恢復了血緣、地緣的親密聯系；通過接茶，重建了諸多親密關系。很顯然，舞、游燈、放煙花、演戲、接茶等，都是一個個社會網絡。此外，村中還有負責橋梁維修的“橋會”、文藝愛好者自發組織的“雞鳴尋聲社”等。豐富的社會網絡促進了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熱情，伏嶺村的水井、河道、村中的石板小路、戲臺都是村民自發商議、集資修建的。我們在調研時聽聞，2004年到2007年的30歲值年者，主動提出承擔村內全年的路燈費用。

社會學家維克多·佩雷斯-迪亞茲就認為，節日慶典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網絡形式，他稱之為社會交往的軟形式。村民借此增加了交往，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了解與信任，培育了對村落公共事務的參與意識。比如，挨家逐戶舞時，每家都會交付一定的“獅金”來贊助演出活動，這種無契約的出資體現了村民對活動組織者的充分信任，同時，這也表現了村民對村里集體活動的支持和間接參與。再如，2018年春節，值年者有28人，相互之間并不完全熟悉，其中出生月日最早者為總負責人，其他人把所有分攤的錢物，約4萬余元，都交給他支配，此間的信任感顯然是陌生人社會中所無法想象的。福山認為，信任這種社會資本是人們長期社會互動的產物，一個社會的相互信任程度取決于這個社會的文化傳統。伏嶺村的春節習俗鞏固了社區內相互信任這種原生的村落社會資本，這種社會資本不僅可以讓村民覺得生活順心，而且有利于村落獲取更多外部資源。

“三十值年”并非是一個固定的社會組織，而是一種組織原則。基于這種組織原則，全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村落最重要的公共活動的組織者，這一方面培育了村民對村落公共事務的參與意識，使得伏嶺村不僅沒有出現“無公德的個人”現象，相反，伏嶺村的公共物品能夠得到村民自發的、有組織的維護。另一方面，這也增強了村民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度。我們訪問了十多個村民，問是否有人不愿參與“三十值年”活動。回答是一致的：每個人都會參與的，否則，村里人就議論他，認為他不算這個村里人了。據說，以前只要不參加“三十值年”者，就不能進邵氏祠堂。其實，“三十值年”也是每個村民在村里難得的露臉機會，可以到村里每戶人家去舞，在演戲前可以在所有村民面前鄭重其事地自我介紹，他們都很珍視這種展示自我的機會。所以，不管他現在生活在哪里，都會回來參加“三十值年”的。甚至有的不在這里出生、成長，只要他的父母或爺爺奶奶是這里人，還有外地來這里經商、工作的人，也會參與“三十值年”。只有參加了“三十值年”，才能成為村里人。例如，今年村里就來了一個女孩，從小在武漢生話，很少到伏嶺來，但她請求明年參加“三十值年”，因為他爸爸說，盡管是女孩，也要參加，這樣她才算伏嶺村人。這種強烈的村落認同感對于村落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眾所周知，皖南山多地少，明清時期，就有大量村民外出經商、打工，但是，并沒有出現“空心村”“荒村”現象，所有外出村民都會在臘月二十四回來過小年，當地人稱為“燒年”，在外發跡的人一般都會想著回報村里。伏嶺中心小學校長邵宗惠說：“以前我們伏嶺人在上海開徽菜館，成功的很多，上海幾大最著名的徽菜館，如大中華、大富貴、鴻運樓，都是我們伏嶺人開的。這些人成功了，就回報家鄉，最直接的就是捐贈戲服啊，做戲臺啊，還有做好事，如修橋鋪路啊之類的，做祠堂啊。”我們在村里公告欄中就看到了一個布告，內容是工作于北京的村民邵宗有博士委托6位村民成立了一個“遠方助老金”理事會，本村每位貧困老人都可以自愿申請生活補助。據其中一位理事說，每位老人可以申請1000元，特別困難的可以申請2000元。

游燈、演戲、接茶都是全村人參與的大型公共活動，其組織協調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伏嶺村人僅僅通過“三十值年”這樣一個臨時的、松散的組織就可以運轉起來，可見村民內部是有長期協作習慣的。在現代社會，這種協作精神無疑是一種極其珍貴的社會資本，尤其是對于個體力量較弱的村民來說，協作這種社會資本存量豐富，是其獲得成功的重要資源，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有那么多伏嶺人在上海等地開餐館大獲成功，而不是各干各的營生。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伏嶺村人這種協作精神已經借助“三十值年”這種組織形式產生了一種新的互助協作關系。20世紀80年代之后，村民家的孩子一般都是一個或兩個，一旦外出打工，父母就成了“空巢老人”，“三十值年”的人就約定，他們是同年出生的兄弟姐妹，有責任、有義務照顧對方的父母，他們由此結成了“養老互助聯盟”，不僅解決了父母養老問題，還構建了一種極其親密的擬親屬關系圈。這一點為今年伏嶺上村值年的負責人所證實，他說：“值年的人基本上都是小學、中學同學，初中畢業后，相互聯系就不多了，但到了30歲后，相互之間的關系就變得密切起來，比如誰家結婚了，有紅白喜事，都有相互來往，平常也會互相幫忙照顧老人。”

在一個有著深度集體認同的村落里，人們熱衷于村落公共事務，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能夠互助協作，其公共道德水準一般都相對較高。當然，我們很難對伏嶺村人公共道德水準進行量化評估，但是，我們訪談中了解到一個細節，很能定性地說明問題。當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說，他來伏嶺村十多年了，很少遇到打架斗毆和其他民事糾紛，只處理過一起自行車失竊案件，更沒有刑事案件。如果承認鄉村社區發展并非僅僅指經濟發展，還有文化、文明的維度，那么，伏嶺村有如此豐富的社會資本存量，顯然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宜居的村落。

社區內部社會網絡豐富，人際聯系密切，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諧，這只是意味著社區內部“黏合性社會資本”存量較高，鄉村發展還需要與外部建立復雜關系的“橋聯性社會資本”。基于“全域旅游”觀念，績溪縣已經把伏嶺村的春節習俗列入“最火績溪年·最濃徽州味”活動之中。在鄉村旅游背景下，伏嶺村如何基于現有社會資本，創造出更多“橋聯性社會資本”，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事實上，伏嶺村的春節習俗，尤其是演戲、舞，早已成為伏嶺村的一張名片。在1962年臺灣版的《重印績溪縣志》中，就有對伏嶺村演戲、舞的生動描述，據說是出自胡適手筆。2000年之后，伏嶺中心小學徽劇童子班還多次應邀去北京等地演出。文化遺產既是一種不可復制的文化資本，又是一種潛在的“橋聯性社會資本”，社會成員如何利用這種社會資本，推動鄉村現代變革，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新課題。

結語

鄉村振興已經被確定為國家戰略，鄉村振興固然離不開鄉村經濟發展，但“戰略”的著眼點顯然不應該僅僅是經濟。筆者以為，只有鄉村生活成為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種生活方式，鄉村文化成為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才具有戰略意義。伏嶺村基于傳統節日習俗的現代傳承，擁有了較為罕見的社會資本存量，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宜居的、令人留戀不舍的鄉村。這個村并不富裕，但有自己的文化傳承，有一種文明的力量。由此可見，鄉村發展不僅需要經濟資本、人力資本，還需要社會資本。更多情況下，社會資本甚至比經濟資本、人力資本更具有根本性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社會資本存量很難做定量研究。就定性研究而言，其存在形式與類型又比較復雜，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方面，本文所列的六個維度并不能窮盡社會資本的主要形式，對于六個維度之間的內在關聯，本文也未深入討論。另一方面，伏嶺村社會資本存量與其春節習俗傳承之間并沒有嚴謹的因果聯系，只能說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因而，本文從春節習俗傳承角度論證鄉村社會資本存量以及鄉村發展問題，這個研究思路是否合理，也有待于進一步考量。（注釋從略，詳見原刊。本文刊載于《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

季中揚（1976-），男，江蘇泗陽人，文藝學博士（2009年），南京大學優秀博士后（2015年），南京農業大學民俗學研究所教授（2016年），所長，江蘇省“青藍工程”中青年學術帶頭人（2018年）。主要社會兼職有：中國民俗學會理事、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理事、江蘇省社會學學會常務理事、江蘇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等。主要從事民俗藝術，“非遺”保護，鄉村文化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2項、省部級項目6項。獨立成第一作者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其中發表于《民俗研究》《文藝爭鳴》《民族藝術》等CSSCI來源期刊30余篇，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轉載。出版專著1本，合著2本，主編教材2本，編著2本，其中，合著《審美文化學導論》獲江蘇省第十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12年），《城市化進程與鄉村敘事的文化互動》獲江蘇省第十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16年），獨著《民間藝術的審美經驗研究》獲江蘇省委宣傳部2016年度江蘇優秀成果獎，江蘇省第十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18年）。